巍巍巴尔鲁克山作证

步入准噶尔盆地西北端的新疆裕民县，眼前展开一幅绚丽的画卷：青山巍巍，绿水潺潺，林带环抱碧野，牧歌萦绕城乡。亮丽的县城，东西3条路，南北5条街，纵横交错，宽敞洁净。城市近郊，已现雏形的小康村庄掩映在绿树丛中，在条条长龙般院墙勾勒的乡村大道上，脸上挂着笑容的农民们或驾着“小四轮”奔向田野，或骑着摩托探亲访友做生意。沿着新辟的县乡马路前行，只见一溜儿摆开的牧民新村，有近千户定居的哈萨克族同胞住着砖房，牧放着牲畜，耕种着土地，收获着喜悦。

县里的干部告诉记者，这里生活着哈萨克、回、汉等19个民族的4．5万人口，世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九十年代初，由于连续4年大旱，有的乡镇农牧民收入为负500元。近几年，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均收入达到1744元，全县整体脱贫，并先后获得自治区农业综合开发先进县和自治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县等殊荣。

“在我们裕民，流汗最多的是那些党员干部”，农牧民这样说。“这巨大变化，是共产党人身体力行实践‘三个代表’的回报”，县乡干部如是讲。

“巴尔鲁克”，哈萨克语中一个蕴含“丰饶、富足”的美好词语，然而这里世世代代却是一片干旱缺水、土地贫瘠、资源匮乏、风沙肆虐、灾害频仍的土地。年平均降水量只有240毫米，蒸发量却是1020毫米，农牧民的生活用水都很难。为了求水，不少农牧民祭过天神、求过胡达，头磕破了，嘴念干了，水仍然没有滋润这方土地。

1994年8月，新一届县委班子在书记陈广明的带领下，上山下乡，走家串户，越走心里越沉重，越看心里越辛酸。“老百姓穷，我们党员干部有责任。从现在开始，苦干三至五年，让裕民换个天。”这铿锵有力的话从陈广明的心底吐出，代表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共同的心愿。一诺千金，全县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挖渠道、运沙子、砌石头，三年完成防渗渠580公里，实现了36万亩土地干、支渠全部防渗化。全县3000多名党员每人义务捡运石头5立方米，建成了一座调节性水库；县乡干部带着江格斯乡切尔格村300多名农民开山炸石破壁凿渠，把平均重60公斤的5万块水泥板、每桶重30公斤的600吨水泥浆，抬着背着弄上山腰，用110天时间，修成了20多公里长的巴达木“红旗渠”，把沟底溪流吊上了200多米高的山坡；党员干部带领哈拉布拉乡喀拉乔湖村8个农民，组成“敢死队”，在长达7个月的时间里，硬是跪着、蹲着、趴着用铁锨、十字镐，在28米深的地下挖成了一条长420米的隧洞，引来了清清泉水。

裕民县位于巴尔鲁克山下，地处“老风口”，风灾频繁。有一年春耕时节，连续刮了10天大风，5万亩小麦种不下去，勉强种下，种子又被风翻出刮走。陈广明请县、乡科以上党员干部看电影《焦裕禄》，看完电影，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现在不种树，风把土都刮跑了，留给后代的只能是一片戈壁滩。”1997年春天，一场规模空前的植树造林活动在亘古荒原上拉开了帷幕。3600名党员干部，一人一块地，打埂、挖坑、填土。陈广明选择的是植树难度最大的江格斯乡，薄薄土层下面全是戈壁石，必须用钢钎、十字镐一点一点地“啄”。在6×6米的树畦里，陈广明汗流浃背地挖出了30个40厘米见方的树坑，种下榆树后，再填入活土。从此，无须动员，党员干部背着水壶、拿着干馕，自觉来到荒原，义务植树。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全县4年植树3．7万亩，全部实现了条田林网化，极大地改善了生态环境。

70年代中期，防疫部门专家曾对裕民县饮用水不洁而引发的疾病进行普查，仅布鲁氏肝菌病一项，全县发病率就高达20％，国家卫生组织曾把裕民县列为肝癌病高发区。为让老百姓喝上干净的自来水，县委、县政府郑重承诺：“在两年内，彻底改变世世代代吃浑水的现状。”根据专家测算，自来水净化改造工程需几百万元资金，到哪儿去弄这么多钱呢？靠国家拨款，国家面临的困难也很多；靠县财政，只能是杯水车薪；等、靠、要，就意味着裕民人永远也喝不上清水。县委、县政府组织技术人员，多次到引水源头——龙口视察，经过无数次的实地试验，一个利用地下渗管净水，造一个“人工泉”的大胆设想诞生了。55岁的共产党员、县自来水公司经理张立国，带着20多名职工上了工地，一干就是300多天。饿了，啃几口馒头；渴了，喝口河水；困了，就睡在地窝棚里。水中作业十分艰难，二十几位汉子，一个个脚被水泡的像发起的面团，有的手掌被钢钎、榔头磨出了血泡，血泡又被磨破，渗出殷红的血。因为长时间的冰水浸泡，年近花甲的张立田得了风湿性关节炎，连步子都挪不动了，职工们实在看不过去了，强行将他送到县医院。住了3天，他就恳求医生说：“让我出院吧！工地等着我。只要能让大家喝上干净水，我这把老骨头扔了也值得。”